转载自强国论坛
作者：中国琉球人范缜
近年来，已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近一个世纪的儒教势力又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苗头。与封建社会时代的儒教那副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下不可一世的霸气面目不同的是，这回他们改头换面，进行了一番粉饰，打的是纪念中国历史名人孔子的旗号，戴的是维护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传统的面具，打的是复兴民族文化、振兴经济建设的幌子。
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幌子的掩饰下，一波又一波的借尊孔之名义实则兴儒教之逆流时不时在当今社会的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乃至于在现代文明的生活领域纷纷登台亮相。其中有人提议要多建几所“孔子”大学，在大学里竖立孔子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设立“孔子奖”；有倡议把孔子的诞辰日定为中华全国“教师节”的正剧；有新婚者在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夫妻双双拜倒在孔子的牌位前指天发誓要忠贞不渝的洞房喜剧；有花费了国库税收公款购置满清长袍马褂进行大规模不伦不类的祭孔大典的闹剧；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有包藏祸心的人把黑手伸向了天真无邪的幼童，要让他们自小就背诵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违背和已为现代民主道德原则所摒弃了许久的“四书”“五经”，这出丑剧真要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上演了的话，恐怕就是一出真正要贻害中国和中国的下一代的悲剧。更可笑的是还有好事之徒毫无事实及依据的要为孔子的形象“翻案”，莫名其妙地推断出已经作古千年的孔老夫子“其实是个相貌堂堂美男子”！
这些名为推崇孔子活动的背后深藏的是什么？其实质就是搞了一套“借尸还魂”的把戏，无非是当今社会上部分政治上失势失意的、学术界无用迂腐的、害怕政治变革危机自身的既得利益集团及社会上一些盲从的崇古之人为代表的群体，他们面临开放改革的大潮和人民要求民主政治权利的洪流，无力也无从阻挡，只好打出孔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暗地里却祭起了儒教的牌位，企图用已经作古了一个多世纪的儒奴哲学来引导中国社会走向“人治”来“稳定”“团结”。
如果要对以孔子为代表人物、以孔孟思想为主导的孔孟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和定位，就不能不谈及儒奴之教对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危害。仔细品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规律：一旦国家出现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之时，儒奴之教便会应着统治阶级的需要蠢蠢欲动伺机作祟，而儒教一朝趁机得势便会逞凶一时，祸国殃民，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便会消失殆尽，国家便会从此走向羸弱而不复存在。
剖析儒教发展过程中对中华民族产生的“国以儒衰，民以儒愚”危害的渐进性，可以把儒教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孔学——儒教——儒奴教。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悠久文化的国度里，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纵观历史上真正的、唯一的一个政治思想自由、哲学理论繁荣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代表了各类流派的政治、哲学思想的人物层出不穷，形成了诸子百家并驾齐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仅有的一个颠峰，而孔子的思想就诞生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
孔学：孔子作为春秋奴隶制时期社会一个纯正的、可以并列于诸子百家其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孔子在这些领域所做的一些具体的言论及学说证明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奴隶制社会时，孔子就已经具有独到的见解和观点，虽然只是一些片言只语，但其中闪烁着难能可贵的、朴素的民生思想，的确体现了孔子的伟大及超人之处，不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进步的作用，对于在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也是值得人们研究、继承和发展的，这也是给了孔子本人及其思想的一个客观正确的历史定位。
儒教：形成于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流行于南宋程朱理学之前的中国各主流朝代国家。此时的孔学已从中国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中的一个分支经过儒教致仕人物的苦心经营，人为的美化和粉饰，把孔学经过一番“演绎”，当成了个人致仕进取功名的敲门砖，投其所好地用孔子的“思想”给了正需要标榜“正统”地位的统治阶级一个“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孔子思想中的“大一统”和“德治”“仁治”观念被用来为统治当权者制造舆论氛围，孔子的思想被“借壳上市”，孔子学说逐渐变味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和倡导的孔教，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的理论基础。南北朝时期被正式叫做了“儒教”，与佛教、道教一起并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三教”。
儒奴教：称其为儒奴之教似乎要比儒教更为妥贴和形象，因为自南宋朝代起，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一班宋朝理学家为代表的一些甘心情愿堕落成奴才的儒教文化渣滓，进一步将孔子学说神化，强行给孔子学说中灌输和掺杂了其独创的“理学”毒素，此时的儒教已经完全沦落为一个腐朽变质、遍体毒疮而祸国殃民的学说流派，孔学的内容被彻底的错误诠释和曲解，孔学的精髓被一些卑劣的儒奴应了统治阶级之需要的“尊尊君为首”、“亲亲父为首”的封建社会的两大精神纲领而推崇，利用孔子学说中原本意是为了强调礼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推演为维护封建统治贵贱等级秩序的概念，此时的儒教被美化到了历史的颠峰而被尊之为“国教”，儒教人士自甘堕落成一个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俯首帖耳的奴才，成为一个个儒奴。
现在中国社会所谓的“儒家文化”便是经过程朱等儒奴苦心整理诠释了一番，偷换了孔学概念的儒奴学说，论及其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危害性，可以毫不客气地论断，如今的儒教实实在在、地地道道是一个长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大毒瘤，对整个中华民族和国家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推行对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双重标准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有效地稳定着封建社会秩序，成为统治阶级推行独裁专制制度的功效最强大的延时器。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最有效的工具，是扼杀人民民主权利和泯灭底层劳动人民斗志的屠刀，磨灭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鸦片，是阻碍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绊脚石。
一、儒教的欺骗性表现在：从扬言要“独尊儒术”古代儒奴之徒到当今文明社会的现代儒奴之徒，莫不强行将孔子的思想同渗透着自己奴才性十足的功名儒教行为混同起来，有意混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儒教信条的概念，将一家之言的儒教邪说等同于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凡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窃为儒教己有，把数千年来的中华社会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说成是在儒教作用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巨大贡献”，一旦遇有对儒教持不同意见的，不是动辄给人家扣上“反中华民族传统”的帽子来唬人，要么便会抬出孔子学说中有关“民生”的片言只语来做挡箭牌来懵人。原本是收集了中国古代民间歌曲和诗词的总集《诗经》和包含了丰富的世界观、伦理学说及朴素辩证法的哲学书籍《周易》这些与儒教根本不搭界的书籍便被儒奴们剽窃成了儒教的经典，十足的盗版却被打上了“版权所有”的标签。
二、儒教的片面性表现在：囿于孔子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孔学只注重个人文化、道德等素质修养，所以孔学中少有 “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后世儒奴出于以儒致仕的私欲需要，也在其儒教理论中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他们不注重政治组织的形式，不注意国家、政权、个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仅仅只是一味地强调为政者和为人者作为一个自然人本身的基本道德的实践和修养，故孔子的思想很容易地便变成了任何统治阶级、任何功利之徒都可利用的特效“万金油”。信奉儒教的奴才们便成为了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可以驱之可用的最理想不过的“尤物”，儒奴们可以在女真人的刀尖下卖国求荣，可以为蒙古人的铁蹄去牵马坠镫，可以在满族人的剃刀下引首就戮，还可以在日本人的“维持会”里苟且偷生。
三、儒教的局限性表现在：依原始的孔孟“德治”和“仁政”之说，本身还具有一些普遍适用性的精华部分，但被后世儒奴们强行诠释成了以君主为首的统治阶级集团应该依个人个人的优良“品德”“施仁义”而治理国家的理论。所以对于一旦君王失“德”或不“仁”则何以“为政”这一关键性的题设，质朴古拙的孔子则无以为答，只能无可奈何地要求人们压抑自己的个性而去追求“克己复礼”的理想境界，后世的儒奴们更是避而不答，用“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来搪塞。因此儒家“以德治国”的实质就是典型的人治，一边竭力鼓吹统治者是天命的“正统”，一边要求了人民“遵制受礼”，实则是一套活脱脱 “治人”“整人”的思维模式。
如果把自孔子学说诞生以来和儒教形成以后，儒教在中国两千多年间各主流朝代中的发展和影响力来看，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历史的结论：尊孔兴儒实乃亡国灭种之祸因。
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由汉民族统一中国的伟大朝代，也是唯一对儒教敢于说“不”的朝代。秦人居于中华民族先祖的发源地黄河腹地，偏处西北秦陇荒凉之地的秦人从来就没有被儒教文化侵蚀过，所以尚武精神十分强烈，人民性格强悍，作风骠悍，骁勇善战，这是一个以比赛谁的战马脖子上挂着敌人头颅多少为荣，然后笑呵呵回家庆功的汉民族，继承和发扬了祖先好战风范的秦国人对内则连交纵横一统纷乱不堪的六国，对外则威武果敢痛击匈奴，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朝代。
但也正是秦朝让孔学真正扬名于世，孔学的成名不在孔子生前的春秋时期，是在孔子身后二百多年的秦朝，并且是经历了中国社会史上对文化的第一场“血与火”惨剧之后，这个“歪打正着”的剧本给了儒家一个走向政治舞台的历史性机遇。
素有大志的秦始皇奉行“力治”或“唯力主义”，第一次把分裂的中国统一了起来，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秦始皇对自己的皇朝是有信心的，也很想在治理国家方面有所作为的，所以对儒家非常客气，尽收破灭后的六国儒士名人、政治英才于在统一后的秦都咸阳，意在用这些人为秦国的发展强大出谋定计谋划，以求治国方略，所以才有了满朝尽列儒生出身的博士。也就是说，这时的秦始皇并不排斥儒家人士并且还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这时的儒家人物也只是一些很普通的读书人。
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因为会写字识文只能在社会底层从事巫术作法、治丧作揖的贱民阶层而上升为智者阶层的书生们，在讲求贵族血统出身的奴隶制社会中从来没有被重视过，对血腥的政治毫无思想准备的天真的儒生们急于利用这个机会要施展自己的治世经纶之才，于是便把被压抑了几百年的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满腔热情地一股脑儿兜露了出来。以博士身份居于儒家人物之首的儒生淳于越更是一个思想特别单纯的读书人，个性率直，他根本就不讲求什么进谏的方式方法，也不没有考虑当时的秦社会背景，没有把孔子老师的“民生”学说改头换面一番便直戳戳地搬了出来，毫无顾忌地要对秦政提出了批评，甚而至于天真到了要求秦始皇借鉴殷周的王道，实行“德治”和“仁政”。然而秦始皇已然被自己一统六国天下无敌的“成就”所沉醉，自负到了对自己的“力治”手段和能力充满了信心，他原先的想法只不过是要这些文人们替秦家王朝干些具体的管理事务罢了，却不料想自己的这一番“好意”被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们所“误读”而借古讽今，妄议国政。
但那秦始皇不愧真是一代枭雄，虽然称不上是个“为政以德”的宽厚大度之君，但也不是一个小鸡肚肠之辈，他面对儒生们对秦政进行的这一场“右派猖狂的阶级进攻”，虽然群儒硬塞给他的齐鲁风味的孔府家酒精细小菜不合他的秦陇羊肉泡馍粗犷胃口，倒是很谅解这些书呆子们的书生气，所做的最“恐怖”的事情大概是向丞相李斯了解到这些儒生们口口声声的“子曰”所依据的只不过是“天下书不中用者”孔子的书籍后，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扫黄打非”运动，于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下令只能由朝廷(国家图书馆)收藏古籍史书，这次由官方大规模进行的“打击非法出版物”的运动重点在于打击民间收藏的那些“不中用”的孔子书籍，故而有了民间所藏《诗》、《书》皆依“焚书令”销毁的焚书“事件”。
这场“扫黄打非”运动中烧毁的是不是后世儒奴所称的“非秦史书皆烧之”，致使“许多有学术价值的书籍付之一炬，中国历史典籍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的书籍呢？按钟肇鹏先生的《焚书考》的考据，可以认定秦始皇并不傻，他的“焚书令”只是针对儒家书籍即孔子的“言论集”而言。同时，在这场“反右”的政治风波中，秦始皇对那些引起事端的书呆子儒生们也仅仅只是责骂了一顿，甚至连授给他们的官职也没有褫夺，儒生们依旧是照样领着秦朝的工资做着秦朝的公务员。
说到“焚书”便不能不提到让中国人就会习惯性想到的它的孪生词“坑儒”，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回被后人所称的对“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的“非正义的、反文化的歹毒之谋”的“空前的浩劫”呢？这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坑儒”的确是一个真实性的历史事件，但坑的是否就是儒家人士的“儒” 还是骗钱哄人的“术士”或“方士”，其历史真实性从古到今确实一直存在着争论。
关于“坑儒”的记载最重要的根据是西汉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方士侯生、卢生潜逃后，秦始皇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此《史记》为尚被人称为性格率直、治学严谨的司马迁先生所著，他在此处文中很明确地记载了被“坑之咸阳”所谓“诸生”即为被秦始皇“赐之甚厚”“甚众”的“方术士”。因为在秦时代，无论是统一前的秦国还是统一中国后的秦王朝，始终都有大量的儒生在朝为官，直到秦朝行将灭亡之时仍然如此。任何一个朝代为了在初期巩固其政权，都会多多少少的找一些借口从肉体上消灭危及自身政权的人士，秦朝自然也不例外者，可见这场屠杀也是秦王朝的“镇压反革命”和“反动会道门”等组织时不为例外的政策。
大概是后世的儒生们对秦始皇没有把“儒家人士”纳入秦朝的“政治局”不满抑或是因为秦始皇对孔学的不感冒而愤恨不已吧，为了营造儒家先辈是被秦始皇如何折磨屠戮，儒家能够生存是如何不易，于是便编造出了一个破绽百出、十足荒谬的悲情故事来。列于《后汉书·儒林列传》之中的东汉人卫宏在其《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秦朝灭亡二百五六十年之后的东汉忠诚儒生卫宏的确不简单，他在发挥出其天才绝妙的文学想象才能，象讲童话故事一般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坑儒”的悲惨故事，故事很短却很动人，没有具体年代、没有人物姓名，但却有地点、有情节、有情景，甚至还用了类似于现代派纪实纪录片的手法，想必其苦心竭虑地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其实质无非就是想给秦始皇脸上再抹一把黑灰。
其实卫宏先生也没有动脑筋想一想以后再编故事，当时的秦朝已经有了一套严格的行政司法程序，连“焚书”之类的政令尚且要经秦始皇批准后才正式颁布“焚书令”，更何况一次性要集体处决几百秦政府的官员这种人命大案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已经大权在握、自以为已经至高无上的秦始皇杀起人来绝对称得上是典型的“明火执仗”，从他能毫不手软地公开下令坑杀长平一战中赵国四十万降兵的“气派”来看，何至于对屠杀区区四百多个手无寸铁的儒生耍一套种瓜的“阴谋”？脾气急躁、性格暴戾的秦始皇不立马在咸阳市的朝廷上宣判儒生们的罪名当场拉出去砍掉脑袋却要耐着性子非要等到第二年的春天远远地跑到几百里之外的临潼县骊山陵谷中去费事费力，他就不怕万一买到了假瓜籽种子出不来苗的话就只能再耐着性子等到第三年坑杀群儒？就不怕万一买的塑料薄膜是假冒伪劣产品搭了个走风漏气的大棚导致瓜儿长不大？也不怕这浩浩荡荡的一大帮子被拜为郎的七百官员得用几百辆小轿车大客车拉上他们并哄着依着走几天几夜才到得了临潼县？也不怕正在骊山脚下为秦始皇修陵墓的几十万劳动人民看见这些“诸生贤儒”无聊的跑到地里看瓜玩？也不怕万一有那么三瓜两枣的专家学者在华清池那绿盈盈暖烘烘的温泉里洗个桑拿按摩浴睡过了头赶不到瓜地里可咋办？
“学术谎言”可是儒奴们向来最会玩弄的拿手把戏，此邪风在西汉东汉尤为盛行，常常闹出“孔壁藏书”之类的造假案，还有什么孔子是他妈妈与黑帝“梦交”怀胎所所产之子，孔子出生时胸前天生就有“制作定世符运”的文字，真是贻笑大方。东汉光武帝时得势的大儒生卫宏先生更是其中最优秀的谎言专家和造假高手，此儒的功夫好生了得，足可称得上御用“狗仔队”队长，惯以制造“Ⅲ”级当量的耸人听闻“史书”为乐事，不是今天出版一本“皇家警察施虐刑刑讯逼供，史学教授司马迁惨死狱中”的爆炸性“论断”，就是明天撰写一部“七百儒生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西瓜地，三秦瓜农田间锄草豁然惊现万人坑”的“揭谜”的报料。
惯以连续肥皂剧形式制造“史书”的大编剧卫宏编造的这段由“秦始皇精心策划，先以官职引诱儒生，再以种瓜之计诳骗儒生，最后将儒生坑杀的阴谋诡计”的故事实在是经不起推敲，可能是他为了报复咒骂秦始皇太过于心切或者是气愤地失去了理智，这种能哄得三岁小孩儿掉眼泪的小小童话倒也真的能把后世无数的学者糊弄地当成了真，一说起“焚书坑儒”来便会替他再讲个n多遍。卫宏儒生的“坑儒”故事虽然编得能让许多人以为他本人当年就站在“坑儒”的大土坑旁边亲自操着一架摄像机现场拍摄DV，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出于个人好恶而臆造出来一个如此虚妄的史实，不能不让人怀疑儒家人物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后世的儒奴们大概也觉得“焚书坑儒”的故事编的太离奇了，实在不能抹杀秦朝灭亡时还有许许多多的类似于待诏博士叔孙通这样的博学鸿儒在秦廷为官和秦朝灭亡后孔子书籍尚在流传的事实，便就有了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在孔子住宅壁中“发掘”出的古书，但为学者经考证后确定为伪书的笑话。儒奴自然也明白这一点，倘不如此的话，岂不是儒生自秦后便要绝种，儒家自然也就没有孔子经典来奉为“圣经”了。
说起秦朝的灭亡，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人物，这就是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此君着实潇洒，虽说人在秦朝为官，做了待诏博士，但却是一个拿了人家秦家的工资不干活的活宝，日常的工作也就是说些二五不着调的黄色段子笑话逸事逗秦二世乐一乐。
当年各路义军自立政权，一路杀入行将进入潼关了，被雪片般飞来的加急电报弄得六神无主的二世向了叔孙通讨对策，此君侃侃而谈：当今天下已经都归了你们秦家一家，你家的一代领袖秦始皇帝早已下令把社会上的管制刀具全部没收，上缴到了公安部妥善保管，当今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国内社会稳定，各族人民安定团结，内参上说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小毛贼根本就不用操心，当地的派出所领几个联防队员就能轻松解决，更何况你家的数十万兵众全副秦式装备的那几个重型集团军就在岭南的广州军区，立马就能空降几个陆战旅到大泽乡进行立体作战，区区小事何须着急上火？叔孙通的这一通胡侃用我们秦陇人现在的土话来说就是给二世美美地“弹(音dan)”了一板。
眼睛高度近视到连梅花鹿都能认成非洲斑马的可怜的秦二世这才放了心，当即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事后又被赵高老师逼着回去继续看图识字学拼音去了。号称精通“儒术礼法”的权威专家叔孙通先生真是缺德，一点儿也不象他的老师孔子那样厚道，就凭他给二世“弹(音dan)”的这一板也太阴损了，日弄得本来就傻乎乎的二世更加晕乎乎了，一直到义军打到了咸阳城里，二世还以为是人民的子弟兵回来跟他开展军民共建“双拥模范城”哩。
叔孙通笑嘻嘻地把孔老师教给他的“忠义”二字换成了钱，再加上刚刚领到的二十匹帛和一袭衣，当晚便悄悄地坐上咸阳直发滕州的夜班车回了老家。事后，这一介幼习“儒术”精通“礼法”的儒学权威专家便先后投了无数无数的“王”，说他是“十姓家奴”一点儿都不夸张。
这个鸿儒最终的发迹乃是替刘邦拟制的一套《大汉帝国皇家干部觐见中央领导人程序管理暂行条例》，严格地制定了皇家干部(含副地(厅局)级)向领导汇报工作时的握手顺序、握手手势、握手次数、握手力度、握手时限，……。叔孙通因了此功，倒也享受了一辈子的汉家丰厚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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